2026年11月2日，第81届联合国大会审议国际刑事法院年度报告相关决议，中国代表投下弃权票。表决结果为93票赞成、13票反对、36票弃权。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同一议题下明确提出，国际刑事法院应防止不当扩大管辖权，尤其要认真反思国家退出《罗马规约》后继续行使管辖权的问题。 这番发言没有点名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却与他正在面对的案件存在直接的法律交集。 这次表决的对象是决议草案，即《国际刑事法院的报告》。它不是针对杜特尔特个人的决议，也不是联大对其是否有罪作出判断。 决议涉及法院年度工作报告，同时对针对法院及其人员的威胁、攻击和干预表示关切，并呼吁各国开展合作。最终结果为93票赞成、13票反对、36票弃权。美国、俄罗斯、以色列等国投了反对票，中国选择弃权。 孙磊在一般性辩论中先肯定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惩治严重国际罪行、实现司法正义的作用，并提到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对国际刑法发展的意义；随后把重点放在法院管辖权、与非缔约国的关系，以及国家元首和官员的管辖豁免等争议上。 中方认为，法院权力来自主权国家授权，未经非缔约国同意，除安理会移交等规约规定的情形外，不能随意管辖该国国民；国家退出《罗马规约》后法院继续行使管辖权，以及仅凭犯罪行为的部分要素发生在缔约国领土就主张管辖，也应认真反思。 中方还指出，《罗马规约》第27条不能改变缔约国对第三国国家元首等官员负有的豁免义务，第98条也确认了相关要求。 中国不是《罗马规约》缔约国，但中方代表明确表示，中国全程参与了规约谈判。中方同时强调，法院应保持独立、客观、公正，遵循补充性原则和国际合作原则，避免政治化和双重标准。 在我看来，这才是理解弃权票的关键，中国不是否定国际刑事司法制度，而是要求法院说明权力从哪里来、边界在哪里，不能超出法律授权。 菲律宾与国际刑事法院的争议，要从2018年说起。 菲律宾于2011年11月1日成为《罗马规约》缔约国。2018年2月8日，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宣布对菲律宾反毒行动相关情势启动初步审查。 2018年3月17日，菲律宾向联合国提交退出通知；2019年3月17日，退出正式生效。初步审查启动在先，菲律宾提交退出通知在后，退出真正生效又晚了一年。 国际刑事法院援引《罗马规约》第127条第2款，认为国家退出不影响法院继续审议退出生效前已经在审议的事项。法院据此认为，菲律宾退出并不会自动消除其在缔约期间发生、且属于法院管辖范围内的涉嫌犯罪行为。 菲律宾方面和杜特尔特辩护团队则对法院如何解释退出后的管辖权提出质疑。争论的核心不是菲律宾有没有退出，而是退出前已经启动的初步审查，能否成为法院继续推进程序的法律依据。 案件随后推进，2021年9月15日，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分庭授权启动调查；2023年1月授权恢复调查，同年7月18日，上诉分庭维持这一决定。2025年3月7日，法院签发针对杜特尔特的逮捕令，3月11日逮捕令公开，菲律宾当局当天将他拘留。 3月12日，杜特尔特被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新华社报道，载有杜特尔特的飞机于3月12日下午抵达荷兰。菲律宾退出条约，并没有让案件自动终止。 2026年4月22日，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分庭以多数意见驳回杜特尔特辩护团队的管辖权上诉，维持法院对相关案件的管辖权。4月23日，预审分庭一致确认检方提出的三项危害人类罪指控，并将案件移交审判庭。 指控涉及谋杀和谋杀未遂，检方称相关行为发生在2011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16日，涉及杜特尔特担任达沃市市长和菲律宾总统期间的反毒行动。 2026年10月8日，国际刑事法院审判分庭认定杜特尔特具备接受审判的能力；10月30日，法院公布开庭安排，审判定于11月30日海牙当地时间上午10时开始。 11月2日中方在联大提出退出后管辖权问题时，杜特尔特案已经临近正式开庭。这个时间上的交汇，使中方发言与案件之间的关联更加清晰。 中方强调退出后管辖权，是因为这不只是菲律宾一个国家的法律争议。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建立在《罗马规约》及其规定的条件之上。国家是否加入条约、是否接受相关管辖、退出之后既有事项如何处理，都关系到条约义务的范围。如果这些问题缺乏清晰、稳定且能被各国理解的解释，法院的管辖边界就容易引发持续争议。 中方还提出了“部分要素”问题，如果法院只因为某项被指控行为的部分环节与缔约国领土存在联系，就据此主张管辖，这种解释可能影响非缔约国及退出国家对条约边界的理解。 这并不是杜特尔特案上诉裁决中的独立争点，而是中方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更广泛管辖实践提出的原则性关切。孙磊的发言既触及杜特尔特案，也不局限于杜特尔特案。 中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态度并非从这次联大表决才开始形成，2025年3月11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杜特尔特被拘留时，重申国际刑事法院应严格遵循补充性管辖原则，依法审慎行使职权，避免政治化和双重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