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3日，江西宁都小源村，中央红军一场重要会议正在进行。桌上摆着地图，墙角堆着电报，连续作战后的疲惫写在每个人脸上。会议讨论的表面，是红军下一步向哪里行动，真正牵动的，却是毛泽东能不能继续留在前线指挥。 当时，中央临时负责人要求红军主力向湘西转移，并强调应当主动出击、攻打中心城市。毛泽东则认为，敌强我弱，红军不能按照正规军的方式硬碰硬，应该依托苏区，寻找敌军弱点，在运动中歼敌。 这两种意见，已经不是普通的战术争论。 会场上的批评逐渐集中到毛泽东身上。有人认为，红军长期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是“狭隘经验”的表现；也有人主张，既然中央有了新的部署，前线就不应反复迟疑。 任弼时主持会议，并传达了中央方面的意见。会议最后作出决定，毛泽东离开红军前线指挥岗位，回后方负责政府工作。后来一些叙述把它概括成“撤掉毛泽东的军权”，从军事指挥的实际变化看，这种说法并非没有依据。 周恩来和朱德都提出，应当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周恩来甚至设想由自己承担作战总责，毛泽东协助指挥。可在多数人赞成调离毛泽东的情况下，这些意见没有改变会议结果。 就在气氛最紧张的时候，王稼祥站了起来。 他没有长篇铺陈，只是明确表示，不赞成把毛泽东调离前线。他所依据的不是个人关系，而是红军几次反“围剿”的结果。王稼祥在苏区工作一年多，亲眼见过毛泽东怎样判断敌情，也见过红军怎样借助山地、群众和机动作战击破强敌。 这次发言，让任弼时感到意外。 因为王稼祥并不是早就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人。1931年从莫斯科回到中央苏区后，他曾在党内会议上批评毛泽东的作战思想，认为其中带有经验主义色彩。按照当时的身份和背景，他完全可以随大多数人表态，不必给自己增添麻烦。 但战场不会迁就书本。 1931年春夏，红军第二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同年夏秋，第三次反“围剿”也打退了国民党军的大规模进攻。王稼祥在前线看到，红军并没有机械照搬外国军队的作战条令，而是把敌我力量、地形条件和群众基础结合起来。 有意思的是，到了1932年初，红军攻打赣州，战事持续一个多月仍未攻克，部队还付出了较大伤亡。这场战斗使不少前线干部重新思考：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攻中心城市是否真的适合中央苏区的实际？ 王稼祥的转变，正是在这些具体事情中完成的。他并非因为一次谈话就改变立场，也不是简单地对某个人表示拥护，而是在连续的战斗结果面前，逐渐承认毛泽东的办法更符合中国革命的现实。 宁都会议表决时，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反对调离毛泽东，成为少数意见。任弼时面对这一结果，仍然执行了会议决定。毛泽东随后前往长汀福音医院休养，暂时离开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核心。 这次分歧并没有立刻结束。 1933年初，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周恩来、朱德主持前线指挥，继续采用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歼敌的办法，红军最终取得黄陂、东陂等战斗的胜利。毛泽东虽然没有重新担任前线总指挥，但事实证明，他此前形成的作战原则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真正造成严重后果的，是第五次反“围剿”。1933年下半年以后，中央苏区面对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堡垒推进，军事指挥逐渐受到博古、李德等人的影响。红军在相当长时间内采取阵地防御和正规战方式，未能有效打破敌人的封锁，中央苏区最终失守，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 到了1934年12月的通道会议，行军方向再次出现争论。王稼祥明确支持毛泽东关于转向贵州的意见。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又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支持毛泽东进入红军领导核心。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那个在宁都会议上站在少数一边的王稼祥，此时已经成为军事决策的重要参与者。 1938年，王稼祥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任弼时也参加了相关工作。王稼祥强调，毛泽东熟悉中国革命和农村战争，不能用外国经验简单套用。6月11日，共产国际作出有关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决定，明确支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了这一决定。 宁都会议上的那次表决，没有随着会议散去而消失。它后来被第四次反“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和遵义会议一次次验证。任弼时当年执行的是组织决定，王稼祥当时坚持的，则是一个前线干部根据战场事实作出的判断。两者之间的冲突，正好留下了那段历史最复杂的一层。 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