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特务知命将死时，突然指认一名新四军女兵说：她是我的上司！

1941年，苏中地区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驻地，一名被捕的潜伏特务黄某，面对锄奸人员的审讯，始终低头不语。他知道自己身份暴露后，等待他的不会是普通处分，而是一场关系生死的审查。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根据地的斗争更加复杂。日军不断扫荡，国民党方面也在一些地区制造摩擦，并设法向新四军内部安插人员。表面看是同一支抗日队伍，暗地里却可能藏着刺探军情、破坏组织的耳目。 黄某潜伏时间不短，平时与战友相处自然，甚至让不少人把他当成可以交心的伙伴。身份揭开后，和他同连队的战士一时难以接受。信任被利用，往往比单纯的敌我冲突更让人愤怒。 审讯开始时，锄奸科负责人没有急着动刑，而是把政策和利害关系讲清楚：“把知道的情况交代明白，组织会根据事实处理。”黄某依然沉默。他很清楚，自己若供出上级，国民党特务机关或许会报复家属；若拒绝交代，眼前这一关也很难过去。 过了片刻，他忽然抬起头，说要检举立功。态度转变得太快，审讯人员并没有因此放松，反而提高了警惕。特务在绝境中攀咬旁人，并不罕见，任何口供都必须经过核实，不能只凭一句话定案。 黄某抛出的名字，叫田青。 在他的说法里，田青同样是国民党方面派来的潜伏人员，而且地位比他高，自己在新四军中的行动，都由田青指挥。这个指认之所以引起重视，是因为田青并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她在部队中相当活跃，许多干部和战士都知道她。 田青受过较好的教育，参加新四军后没有长期承担持枪作战任务，而是把文化特长用在宣传工作上。她写过抗日剧本，也参加过前线演出，用戏剧、讲演和文艺宣传鼓舞士气。在当时的敌后环境里，这类工作并非轻松差事，既要有文字能力，也要熟悉部队生活。 更值得注意的是，田青曾参与组织学生抗日活动，后来带着两百多名学生进入新四军。这批青年文化程度较高，经过审查和训练后，成为部队中一支特殊力量。黄某正是抓住这一点，把田青身边的人和所谓的“特务组织”联系起来。 事情很快报到粟裕那里。此时粟裕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对部队内部的审查一向谨慎。田青是否有问题，不能由个人印象判断；她带来的学生是否受牵连，也不能因为人数相近便草率下结论。 调查随即扩大。田青过去离开部队期间的行踪被重新核对，她与哪些人接触、在哪些地方停留，都要逐项查证。那段经历曾让人产生疑问，但经过核实，没有证据表明她在此期间同国民党特务组织发生联系。 两百多名学生也被逐一审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人没有问题，只有一名女兵刘年被查出与特务活动有关。这个结果说明，黄某把真实存在的个别问题，故意夸大成一个由田青领导的庞大组织。 证据逐渐摆在面前，黄某的供词开始崩塌。面对追问，他承认自己并没有掌握田青从事特务活动的事实。之所以点名陷害，是因为私情未遂后产生怨恨。 黄某曾向田青表达感情，却遭到明确拒绝。对方没有含糊其辞，也没有给他留下幻想。黄某把这次拒绝视为羞辱，平日里却没有机会报复。被捕之后，他误以为自己必死，便企图用一纸供词拖田青下水。 有意思的是，新四军没有因为黄某的指认就立刻处置田青，也没有因为田青声望较高便停止调查。该查的查，该问的问，连她带来的学生也没有被集体定性。对敌特案件而言，这种核实并不只是程序问题，还关系到部队内部能否避免误伤。 田青最终被排除嫌疑，黄某的诬陷没有得逞。材料记载，黄某在审查期间仍拒绝认罪，后来趁看守疏忽，于当夜悬梁自尽。一个潜伏者的身份由此终结，而那场由私人怨恨引发的指认，也因调查而没有演变成更大的冤案。 特别